作为一名专注于经济犯罪辩护的律师，每一次接手重大复杂案件，都深感责任之重。在山东省某公司李某某 涉嫌非法经营、诈骗一案中，通过对案件细节的深度挖掘、法律适用的精准分析，成功实现了从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二十年的重大改判。我将结合本案办理过程及实务经验，探讨非法经营期货交易案件的辩护要点，并通过典型案例对比，揭示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逻辑。

一、案情回顾

2013 年，李某某所在的 A公司与 B公司合作运营 “XX 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”，但未取得期货经营资质。控方指控其通过标准化合约交易、连续竞价、保证金制度等期货交易模式，吸引数千交易商参与 “大蒜” 等农产品交易，入金总额达 20.67 亿元，非法获利 1940 万元，构成非法经营罪。

控方同时指控，李某某等人通过雇佣人员自买自卖 “活盘”、录入 4.25 亿元虚假资金、伪造银行对账单等手段，制造交易市场繁荣假象，骗取交易商保证金，最终净转出资金 9300 万元，其中 1301 万元用于个人及亲属支出，构成诈骗罪。

根据《刑法》及司法解释，非法经营罪 “情节特别严重” 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诈骗罪 “数额特别巨大” 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。检察院结合数罪并罚，建议对李某某判处无期徒刑，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。

二、辩护突破：从证据细节到法律适用的全方位抗辩

（一）自首情节的重新审视与量刑权重

通过会见当事人及查阅侦查笔录，我们发现李某某在案发后主动配合调查，如实供述全部事实，符合自首构成要件。但在控方量刑建议中，自首情节未被充分体现。我们援引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及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》，强调自首在重大经济犯罪中对节约司法资源、体现刑罚教育功能的重要性，主张对其从轻处罚。

（二）宣传内容的合法性审查

针对控方指控的 “虚假宣传”，我们调取了公司对外发布的所有宣传材料及相关部门审批文件，证实其宣传内容均经过商务、工商等部门审核，未超出批准范围。这一事实表明，公司运营模式的合规性争议不应直接归责于个人，需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。

（三）损失因果关系的实质分析

本案中，交易商损失的直接原因是期货交易的市场风险，而非李某某个人转移资金的行为。我们通过资金流向审计报告指出，9300 万元转出资金中，大部分用于公司运营及债务偿还，仅有小部分涉及个人使用，且该行为与交易商入市交易之间无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，不宜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。

（四）罪数关系的精准界定

控方主张数罪并罚，但我们认为，非法经营与诈骗行为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。公司的虚假交易、资金操控等行为，本质上是为了维持非法期货交易平台的运营，符合牵连犯 “从一重罪论处” 的原则，不宜重复评价。

三、知名案例对比：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尺度把握

（一）上海某公司非法经营期货案（2018 年）

案情：被告公司未经批准开展黄金期货交易，涉案金额超 50 亿元，获利近亿元。

裁判：法院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，因被告人具有自首、退赃等情节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。

对比启示：本案与上海案均涉及大规模期货交易，但上海案未叠加诈骗罪指控，且量刑更注重情节综合考量。本案中数罪并罚的量刑建议显然过重。

（二）深圳 “大宗农产品” 非法期货交易案（2020 年）

案情：被告人通过虚构交易平台骗取客户资金，涉案金额 3.2 亿元，其中 1.5 亿元用于个人挥霍。

裁判：以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。

对比启示：该案中资金挪用具有明显非法占有目的，与本案中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司运营的事实有本质区别，直接套用无期徒刑量刑标准显失公允。结语：辩护的价值在于让法律回归理性

从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二十年的改判，不仅是刑期的缩短，更是司法对个案公平的追求。在非法经营期货交易案件中，律师需以 “穿透式” 思维剖析交易本质，以 “实质化” 辩护对抗模糊指控，在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、重罪与轻罪的边界之间，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最大化。本案的办理启示我们：复杂经济犯罪的辩护，既要精研法律条文，更要洞察商业逻辑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在法理与情理的平衡中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