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，滥用职权罪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。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，一般来说，在滥用职权罪刑事责任的追究中，“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的行为主体往往不是一个，而是多个，造成损失的决策人、决策参与人、具体工作人员等主体是否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？上述人员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？这些问题需要以主体行为为依据进一步做区分。

总的来说，在多主体参与的滥用职权案件中，责任划分的关键是不同主体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，结合决策人、参与人、执行人员的“职权范围、行为主动性和结果贡献度”对结果原因力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论证。

一、责任划分的核心维度：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二元界分

根据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强度，滥用职权罪的责任主体可首先划分为直接责任人员与间接责任人员，这是不同主体责任划分的基础和前提。

（一）直接责任人员：决定性因果关系的归责对象

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其行为对重大损失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直接、必然因果关系的主体。其包含两类核心角色：

第一类，直接决定者。直接决定者是指对争议事项具有最终决策权的主体（如单位负责人、分管领导），其决策行为是损失结果发生的“启动器”。若直接决定者若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，通常需承担主要直接责任；若决策系多人共同决定（如集体决策中的拍板者），则需进一步区分主要与次要（详见下文）。

第二类，直接执行者。直接执行者是指具体实施滥用职权行为的工作人员（如经办科员、项目负责人），这些工作人员的执行行为是损失结果发生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例如，土地审批科科员明知领导批文违反用地规划，仍伪造“符合规划”的审查意见并上报，最终导致基本农田被非法占用。科员的伪造行为与损失结果直接关联，构成直接执行者的直接责任。

当然，直接执行者的刑事责任须要结合行为人的“主观明知程度”与“行为主动性”判断。主动实施违规行为的，可能承担主要直接责任；被动执行但未履行基本审查义务的，可能承担次要直接责任。

关于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划分的这一部分，2024年江西某“非法采矿案”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案例：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李某（直接决定者）违规批准采矿权延期，矿产资源股股长王某（直接执行者）明知矿区越界仍出具“合规”核查报告，共同导致3000万元矿产资源损失。最终，法院认定李某为主要直接责任（有期徒刑4年），王某为次要直接责任（有期徒刑2年）。

（二）间接责任人员：非必然因果关系的免责边界

之所以被界定为间接责任人员，是因为该主体的行为与损失结果之间虽存在联系，但缺乏内在、必然的因果关系，又或者对危害结果的贡献度显著低于直接责任人员。结合办案经验，一般来讲，比较典型情形包括：

1.仅提供辅助性服务（如后勤人员未及时送达文件，但文件内容本身合法）；

2.未参与关键决策环节（如会议记录员仅记录讨论内容，未影响决策方向）；

3.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阻止结果发生（如基层工作人员发现违规但无向上级报告的渠道）。

一般来讲，对间接责任人员原则上不追究刑事责任，但可能涉及政务处分或内部问责。

二、领导人员与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互动：权力传导中的责任分配

在行政权力运行中，领导人员（决策者）与具体工作人员（执行者）构成“决策—执行”的二元结构，二者的责任划分需结合“权力支配关系”与“行为主动性”综合判断。

（一）决策人承担责任的典型场景

领导人员或决策人作为权力链条的顶端，其责任主要源于对下属行为的支配性影响或对错误决策的放任态度，具体包括三种情形：

1.指令型责任

违反规定向下属下达执行命令，通过具体工作人员的执行行为导致损失。例如，某街道办主任强令城管队长拆除未达拆迁期限的商铺，城管队长按指令执行后造成商户800万元损失，主任构成指令型责任的直接决定者。

2.固执型责任

明知决策错误仍拒绝纠正。若下属或其他人员已提出风险提示（如法制科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），领导人员仍坚持实施错误决策，需对损失结果承担主要责任。例如，某交通局分管副局长在项目评审会上收到“预算超支”的书面提醒，仍签署开工令，最终导致2000万元资金缺口，其行为构成固执型责任。

3.默认型责任

对下属的违规行为明确表示同意或默示放任。如某市场监管局局长在科员提交的“违规审批表”上签署“按程序办理”（实为默许违规），最终导致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获得许可并引发安全事故，局长需对默许行为承担责任。

（二）具体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边界条件

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源于其对领导决策的主动推动或过失执行，但需严格区分“合理执行”与“违规执行”：

1.主动违规型

工作人员主动提出违反规定的主张并实施。例如，某住建局科员为讨好开发商，擅自修改规划条件并伪造审批流程，导致小区容积率超标，其行为构成主动违规的直接责任。

2.过失执行型

明知领导决策违法仍未提出反对意见，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基本审查义务。例如，审批窗口工作人员未核对企业资质原件（仅核对复印件），导致无资质企业获得施工许可并引发安全事故，其过失行为与损失结果存在部分因果关系，可能承担次要直接责任。

3.豁免情形

若具体工作人员在执行前已向领导提出反对意见（如书面报告、会议记录），但未被采纳，其行为属于“合法职务行为”，不承担刑事责任。例如，某乡镇财政所会计发现镇长要求挪用扶贫资金的批示违法，当场提交《风险告知书》，镇长仍坚持执行，最终导致资金损失。法院认定会计无责。

三、个人决定与集体研究的责任分化：决策形式对归责的影响

滥用职权行为的决策形式（个人决定/集体研究）直接影响责任主体的范围与强度，需针对不同决策模式构建差异化的归责规则。

（一）个人决定：单一主体的直接归责

个人决定是指由特定领导人员单独作出的决策（如“一支笔”审批、未经集体讨论的临时决定）。若该决策违法并导致重大损失，决策人单独承担直接责任，无需考虑其他主体的参与度。

（二）集体研究：多主体参与的责任分层

集体研究决策（如党组会、办公会）是行政机关的常见决策形式，其责任划分需遵循“参与即担责，主责看影响”的原则：

1.责任主体范围

所有赞同错误决定的参会人员均需承担责任。例如，某开发区管委会召开专题会议讨论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，11名参会人员中9人表态支持，该9人均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责任主体。

2.主责与次责的区分：

（1）主持者的主要责任

会议主持人（如单位"一把手"）对决策方向具有引导作用，若其通过限定讨论范围、压制反对意见等方式促成错误决定，需承担主要责任。

（2）积极推动者的次要责任

在讨论中主动提出支持理由、提供虚假数据或反驳反对意见的参会人员（如业务科长），因其行为强化了错误决策的合理性，需承担次要直接责任。

（3）附和者的轻微责任

仅表态"同意"但未发表实质意见的参会人员，责任相对较轻，可酌情从轻处罚。

四、结语

滥用职权罪的责任划分本质是权力运行链条中"权责对等"原则的司法体现。一般来讲，决策人作为权力核心，需承担最严格的责任；决策参与人根据其对决策的影响力分层担责；一般工作人员仅在存在重大过错时追责。在具体案件中，需结合具体案情参考各个主体的具体行为，律师在案件中的作用，恰恰是可以通过分析证据、还原并界定行为、分析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，司法机关处理类似案件也会统筹考虑，不仅要避免“集体无责”的极端情况，也要防止“连坐式”的责任扩大化，以最终实现“罪责刑相适应”。